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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財富500富人榜:民企大不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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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時間:13年05月03日 14:4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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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國退民進、民營企業弱勢生存,是近年備受關注的話題。但由“新財富500富人榜”上榜者掌握的首富型民企,雖然在遭遇調控時會首當其沖受到影響,但其調動資源的能量、博弈政府的籌碼,某種程度上與地方性國企已不遑多讓。11年來,“新財富500富人榜”TOP100富人的財富增長速度,絕大部分年份都高于政府財政收入的增幅,更大大高于同期GDP的增幅。這顯示,相比業務無禁區的國企,民營資本生存空間固然受到限制,難以介入金融、電信、石油、電力等壟斷、半壟斷領域,但真正在貸款、市場競爭等各方面處于弱勢的,是數量巨大的中小型草根型民企。

 

  不過,首富型民企也脫胎于草根,一般而言,它們在打拼成為地方性行業龍頭之后,境遇才會改變;在上市之后,才會獲得穩定的資本支持。做大與上市,是民企成長的兩大臨界點!靶仑敻500富人榜”上榜者中,最易跌出榜單的正是每年的后100位富人。而那些在商業模式、產業地位、創新能力上具有不可替代優勢的企業,則有可能逆襲壟斷型國企。無論以微信挑戰電信運營商的騰訊,還是秒殺國有銀行支付業務的阿里巴巴,都在此列。創新,無疑是民企挑戰壟斷最得力的DNA。

 

  民企仍是中國經濟最具活力與成長性的一部分,要激活經濟復蘇進程,政府有必要通過改進產權登記制度、放松生產要素流動限制、稅收優惠、金融支持、擴大民企準入等措施讓利民企,不過,相關政策的落點應當更精準地對草根民企與首富型民企區別對待。而以富人為代表的民營企業家群體同樣需要反思,如何凈化商業環境、重塑商業倫理。真正的中國夢,不僅需要達成物質上的富有,同樣意味著優良的創業和財富保障環境。

 

  本刊研究員 孫紅 古揚 蘇龍飛 王陽 趙俊 陳永謙 文芳 周舒婕 韋業宙 劉美楠

 

  實習生 金穎琦 楊然 張健 王黎 陳丹陽 廖欣 寇雄飛 張春雨 陳雅婷/文

 

  感謝新浪財經、網易財經、搜狐證券、騰訊財經、鳳凰網、金融界、東方財富網、和訊網、中金在線等網絡媒體,《中國證券報》、《上海證券報》、《證券日報》、《證券時報》、《深圳晚報》、《深圳特區報》等平面媒體的大力支持

 

  感謝西南財經大學經貿外語學院的協助

 

 

  

  今年,“新財富500富人榜”第十一度推出。在過去十年的排名中,《新財富》一直專注于對富人的創富模式、其商業行為所揭示的商業方向進行研究。但是近年,伴隨金融危機帶來的凱恩斯主義回潮,在全球范圍內,政府對經濟的干預日漸增多,在投資與資源調配上更加強勢,富人階層也遭受來自公眾的前所未有的不信任。在中國,民企的創富活動同樣被認為受到制度設計與社會思潮的緊約束。

 

  民營企業一直是中國經濟中最具活力的一分子,此時,檢討富人乃至整個民營企業家群體生存環境的變化,聚焦中國創富機制遭遇的問題及改進措施,無疑有助于進一步釋放生產力。在中國政治新十年的開始,我們相信,這樣的討論有助于引導中國經濟通過更積極的創新、創富活動重回快車道。

 

  民營企業弱勢生存?

 

  2004年以來,國進民退一直是中國經濟領域備受爭議的話題。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機后,在需求萎縮、成本增加之下,長三角、珠三角陸續有中小企業因資金鏈斷裂出現倒閉潮,民企弱勢生存問題更受關注。

 

  與此同時,被視為拉動內需主角的國企,成為4萬億刺激計劃與十大產業振興規劃的大贏家,獲得貸款、稅收、政策、注資等多方傾斜。

 

  兩種景象,形成強烈反差。在《人民論壇》雜志的一份調查中,近七成受訪者認為存在國進民退現象。中歐國際工商學院教授許小年等學者亦直指,國企做大擠壓民企生存空間。地方國企山東鋼鐵重組杜雙華的日照鋼鐵、央企中糧集團收購牛根生掌舵的蒙牛乳業等民企“賣身”事件,以及近年的富人移民潮,都被當作國進民退、民企營商環境惡化的佐證。

 

  那么,國進民退是否如清華大學教授胡鞍鋼所指,是個偽命題?“新財富500富人榜”的上榜者,是否遭遇國進民退的困擾,在與國企的競爭中處于劣勢?

 

  中國企業的階層分析

 

  要考量民營企業家及其中翹楚—新財富500富人的處境,首先需要為他們精確定位。

 

  經過30余年的發展,中國經濟形成了國有資本、民營資本、境外資本三足鼎立的格局。而按照其中國內資本的經濟能量,可以大致將其縱向分為央企、地方國企、首富型民企、草根型民企四個層次。

 

  央企由于跟中央政府的天然紐帶關系,能夠盡享政策與資源優勢,其“勢力范圍”基本聚集在產業上游、資源性領域,而且呈現出壟斷或半壟斷態勢,民營資本“非請莫入”。

 

  地方國企雖然在相當程度上受到地方政府的扶持,但并不能如央企一樣享受政策壟斷“紅利”,在生存空間的爭奪方面需要上與央企博弈、下與民企爭食,因而經過一番大浪淘沙,存活下來的主要是一些具有競爭意識、相對優質的企業。地方性國企類型相對多元化,既有上游資源壟斷性企業,也有下游市場競爭型企業。

 

  相比業務無禁區的國企,民營資本生存空間則受到限制,不僅金融、電信、石油、電力等壟斷部門基本難以染指,在冶金、煤炭、航空等領域,少數民企即使介入,也基本處于弱勢。在貸款、拿地、稅收、政策優惠等方面,民企更難與國企匹敵。

 

  尤其是數量巨大的中小型草根型民企,它們雖是創造就業的主力軍,卻往往處于一種自生自滅的狀態,其生存環境相對惡劣、社會地位較為卑微。它們不僅在政策上很難得到扶持,往往還會在政府部門遭遇辦事難。在融資方面,它們要么被拒于銀行大門之外,要么只能通過民間借高利貸。一旦宏觀環境發生變化,它們便首當其沖受到影響。

 

  相對草根型民企,“新財富500富人榜”上榜富豪所掌控的首富型民企,因其體量與影響力的龐大,享有截然不同的話語權。富人從經濟增長中獲得的收益,亦超乎平均水平。

 

  首富型民企:“二等公民”的塔尖群體

 

  近年來,政府財政收入大大高于GDP增幅的現象備受矚目,有些年份的財政收入甚至數倍于GDP增幅,而居民的實際可支配收入增幅則一直低于GDP增幅,輿論對此沒少抱怨。那么,一眾富豪們的財富增長又是怎樣的呢?

 

  根據《新財富》歷年的統計數據,“新財富500富人榜”TOP100富人的財富增長速度,絕大部分年份都高于政府財政收入的增幅,更大大高于同期GDP的增幅(附圖)。

 

 

  如果將民營企業形容為“二等公民”,那么,上榜富豪則稱得上是這一階層中的塔尖群體。他們基本都是各地市排名靠前的首富級人物,其麾下的企業已經成為當地一股不可忽視的經濟力量。在當前的GDP考核體制下,這些能夠通過投資拉動地方GDP的富豪們,時常成為各地方政府的座上賓。因此,其調動資源的能力、對當地經濟的影響力,以及獲得地方政策傾斜的力度,時?膳c地方性國企龍頭平分秋色。比如何享健家族控制的美的電器,2010年40億元的凈利潤中,有25億元來自政府補貼,而這類案例比比皆是。

 

  另一個典型是彭小峰的江西賽維。在2012年7月江西新余市政府以“賽維LDK穩定發展基金”的名義,為陷入債務危機的賽維兜底墊付5億元到期貸款后,當年10月,新余政府旗下資產管理公司擁有40%股權的Heng Rui Xin Energy又宣布收購賽維LDK約16.59%的股權,成為其第二大股東。

 

  在某種程度上,如賽維這樣的民企不僅能以項目前景“綁架”銀行,也能以GDP、就業等指標“綁架”地方政府。因此,首富型民企在經濟運行中的話語權,絕非一般的草根型民企可同日而語,二者應該被視作兩種完全不同的“經濟物種”。

 

  民企的成長臨界點與逆襲資本

 

  事實上,首富型民企一樣脫胎于草根民企,在初生之時、成長之中,它們同樣處于弱勢地位,經歷過種種考驗。梁穩根的三一集團,1993年因產品積壓、銀根緊縮,幾乎山窮水盡。張近東的蘇寧,在創辦的第三年就遭遇南京當地八大商場聯合降價、斷貨的圍剿。馬云在創辦阿里巴巴之前,遭遇過中國黃頁的創業失敗。許家印的恒大地產在上市之前,遭遇過資金鏈近乎斷裂的危機。福耀玻璃的曹德旺也曾表示:“創業初期非常艱難,幾乎每一件事情都是坎!

 

  只不過如今,伴隨中國各產業領域的成熟,既有市場往往已被占領,市場縫隙日益縮小,創業機會較當年大大減少。加之不同政府機構擴張自身利益帶來的行政審批、監管等收緊,令生產要素流動受限,即使這些首富級人馬從頭再來,其成功概率、企業重置成本也與從前大不相同。由此不難理解,何以當下公務員國考熱替代了從前的下海潮。

 

  一般而言,當草根民企打拼成為地方性行業龍頭之后,才會受到地方政府的垂青,境遇開始改變;而在上市之后,才會獲得穩定的資本支持?梢哉f,做大與上市,是民企成長的兩大臨界點。

 

  不過,即使過了這兩個臨界點的規模民企,仍會面臨成長風險,尤其是周期性行業、制造業的富人更易被震出局。2012年,施正榮的無錫尚德、倪開祿家族的超日太陽等光伏巨頭紛紛倒下,森馬的邱光和、美邦服飾的周成建等一眾服裝業巨頭財富下滑,李寧、中國動向的陳義紅更跌出榜外,即是例證。但綜合而言,規模愈大的民企抗風險能力愈強,在“新財富500富人榜”的上榜者中,最易跌出榜單的正是每年排名靠后的100位富人。而11年來持續上榜的84位富人中,73%的人在2003年《新財富》排名之初即位居前200名富人之列,他們多來自綜合、房地產、日用消費品、IT等行業。

 

  而那些在商業模式、產業地位、創新能力上具有不可替代優勢的企業,則有可能逆襲壟斷型國企。無論以微信業務挑戰電信運營商的騰訊,還是以互聯網支付先行優勢秒殺國有銀行的阿里巴巴,都在此列?梢,對于民企而言,要真正立于不敗之地,不僅需要做大規模,更需通過創新贏得競爭力。在產業升級的當下,傳統產業的民企更需創新力。

 

  國企/民企,相生?相克?

 

  當然,再強大的民企,面對政策制定者也顯弱勢。騰訊的OTT業務是否收費,最終取決于工信部的決斷。支付寶第三方支付、基金支付業務的支點,在于獲得中國人民銀行、證監會頒發的牌照,而其能否進軍券商保證金托管等新領域,也在于監管機構是否繼續發牌。2012年,山東首富張士平的魏橋創業所建電廠以低于國家電網1/3的價格銷售電力被媒體曝出一個月后,電廠關停。因此,盡管一些首富型民企調動資源的能量、博弈地方政府的籌碼,某種程度上與地方性國企已不遑多讓,但一旦遭遇政策調控之手,又會劣勢盡顯,顯示其仍屬企業中的“二等公民”。

 

  在鋼鐵、鋁業等重化工業領域,每遇周期性的過剩產能,民企必首當其沖被調控,劉永行的東方希望旗下鋁業項目就曾因此被發改委叫;蚴萆,而已經倒下的典型則有戴國芳的江蘇鐵本;煤炭領域,山西省在2008-2012年間對煤礦進行了轟轟烈烈的并購重組,2200多家煤炭企業被整合至130家,70%的煤炭產能實現國有控股,不少煤老板被迫套現退出;航空領域,南方航空等國企虧損時可以獲政府輸血,均瑤集團王均金的奧凱航空、蘭世立的東星航空卻因資金鏈等問題先后折翼,現存的民營航空公司也主要分布在利潤微弱的支線航空領域,由此帶來的是,除王正華的春秋航空之外,民營航空公司近乎全局性虧損。

 

  即使首富型民企,盈利能力也難望壟斷領域國企之項背。中國企業聯合會發布的2012年全國500強企業榜單中,前40位無一例外皆為壟斷性國企。而根據全國工商聯的數據,2011年全國民企500強的利潤總額4387.31億元,甚至還不及工、建、中、農、交5家國有銀行利潤總額6808.49億元的70%。民企頭羊與壟斷國企的超額利潤反差之大,可見一斑。

 

  或許正因種種差別待遇,民營企業家群體也不諱言國進民退。

 

  不過,對于“國進民退”說,官方往往給予反駁。國家統計局局長馬建堂即表示,從企業數量、工業總產值、資產、利潤總額、稅金總額、從業人數等幾大指標看,國企的份額都逐年下降,而民營經濟的份額在節節攀升,“我們感覺到從統計數據來講不支持國進民退的趨勢”。

 

  來自于國家工商總局的數據也印證了這種說法。根據該局發布的《十七大以來全國內資企業發展分析》所披露的數據,從 2007 年 6 月底到 2012 年 6 月底,私營企業數量占企業總數的比重,從 59.4%增長到 78.4%,私營企業注冊資本占全國企業注冊資本總額的比重,從 25.1%增長到 36.9%,反映私營企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明顯提高(附表)。全國工商聯的數據也表明,2012年,民營經濟占中國GDP的比重已經超過60%。

 

 

  為何官方的數據與公眾的感知出現巨大的落差呢?這需要進行理性的辨析。

 

  官方數據所顯示的民企經濟比重提升,或許更應歸因于民企天然的活躍性,以及它們因機制靈活保持了更強的競爭力。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,2012年前10個月,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同比增長0.5%,其中,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同比下降9.2%,集體企業同比增長8.1%,股份制企業同比增長2%,外商及港澳臺商投資企業同比下降9.2%,唯有私營企業獨領風騷,利潤同比增長17%。因此,民企指標上行,并不意味著國企在讓利,更不能將國退民進證偽。

 

  事實上,公眾對于國進民退的感受,更多來自于近年國企不斷做大與民企受挫所產生的心理反差。

 

  1998年金融危機前后,國企曾大面積破產,此后,經過股權、治理結構、經營模式等一系列改革,國企競爭力顯著提升。部分國企尤其是央企,在原本壟斷領域獲得豐厚回報之后,開始產生“資本溢出”效應—挾巨額的資金優勢,向本由民企主導的競爭性領域進軍。最典型的便是房地產市場央企的身影越來越多,各個城市的“地王”紀錄頻頻被央企下轄的地產公司刷新。

 

  資金雄厚的國企向競爭性領域的溢出,使得勢單力薄的民企日益承壓;同時,民企卻難以向國企所處的壟斷性行業擴張。此外,同受金融危機擠壓之下,草根民企因資金緊張收縮戰線,國企卻因獲貸款、政策支持而持續擴張。國進民退的感受,由此而生。

 

  或正基于這一原因,北京大學教授周其仁認為,國企變大不能怪國企,對國進民退要慎下結論。阿里巴巴集團主席馬云也表示,國進民退的一個重要原因是,國企近幾年的學習能力遠遠超過了民企。

 

  基于以上分析來看,民企仍是中國經濟最具活力與成長性的一部分,要重新激活中國經濟,政府有必要通過減稅、金融支持、擴大民企準入等措施讓利民企,帶動就業與創新。不過,在相關宏觀政策的討論中,前兩類政策的落點或更應著眼于草根民企,而首富型民企無疑更受益于后一類政策。

 

  對于富人而言,固然需要為擴張自身的生存空間據理力爭,但也有必要如馬云一樣,反思國企成長之道。而從更深遠的層面看,他們或許同樣需要反思自己的社會責任與歷史角色,畢竟,營商環境的凈化,亦需商人階層自身的努力!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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